韋德・戴維斯一生追尋文化、故事與人際連結的脈絡。童年時，他對街道另一頭的世界充滿好奇；這份好奇逐漸引領他走上職涯之路，深入偏遠社群旅行、用心聆聽，並將所見所聞分享給世界各地的聽眾。從擔任《國家地理》常駐探險家的歲月，到教導數千名年輕學子，韋德始終懷抱同一個使命：展現人類文化的美麗、韌性與璀璨光芒。在 Swan Hellenic 的航程中，他也將這份精神帶上大海。請繼續閱讀，聽韋德談談因緣際會、說故事，以及與充滿好奇心的旅人相遇所帶來的深刻滿足——這些旅人渴望理解世界，而不只是匆匆路過。
「人生並非一路直線前行，而是充滿因緣際會帶來的轉折；機會來臨時，你只要敞開心胸迎接。」
韋德：你知道，我常對年輕人說，人生並非一路直線前行，而是充滿因緣際會帶來的轉折；我們真正需要做的，就是在機會來臨時敞開心胸。我在魁北克長大，當時正值法裔與英裔彼此不相往來的「兩個孤獨族群」時期，情勢相當暴力。1970 年曾實施戒嚴，街頭有炸彈，也有坦克。對加拿大而言，這是極為罕見的情況。我在一個英語郊區長大，那裡像一顆癰瘡般突兀地嵌在一座古老的法裔村莊邊上；這座村莊至少可追溯至 18 世紀。一條大道將英語社群與法語社群確實分隔開來——卡蒂耶大道。我母親會叫我去一家由法語夫婦經營的小雜貨店；從四、五歲起，我就常坐在長椅上望著街道另一頭，心想：「街道對面是另一種語言、另一種宗教、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為什麼我不能走到街對面去？」這並非父母不讓我去，而是社會不允許。某種程度上，從那時起我就一直在跨越那條路。
哪些經歷進一步加深了你的好奇心，也形塑了你後來走上的道路？
韋德：另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是母親堅持認為西班牙語是未來的語言。她整整工作了一年，送我在 14 歲時前往哥倫比亞。同行的加拿大男孩都想家，但我卻覺得自己終於找到了家，快樂得無以復加。那是哥倫比亞人熱情洋溢的生命力、對生命脆弱的體悟，以及對人性弱點的平靜接納。如今我快 72 歲了，也已成為哥倫比亞榮譽公民。從那時起，哥倫比亞就一直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人類學最初是在什麼時候進入你的生命？
韋德：那也是因緣際會。我以前會去撲救森林火災，消防營裡有很多逃避越戰徵兵的人。我們是聽話的加拿大小伙子，他們卻會叫我們的上司滾開——那種魅力實在令人難以抗拒。其中一人帶了一本《生活》雜誌，封面是哈佛學生罷課的畫面。就像青少年常有的想法，我心想：「要變得跟這些傢伙一樣酷，就該去那所大學。」於是我申請了，也獲得錄取。17 歲抵達波士頓時，宿舍還沒開放，我又身無分文，一位牧師便讓我借住一週。那一年我變得激進，大半時間都在惹事生非。隔天就是申報主修科系的日子，而我完全沒想過這件事。我走出民族學博物館時，碰見一位朋友。我問他要選什麼，他說：「人類學。」我問那是什麼，他說是讀印第安人的學問。我就像《阿甘正傳》裡的阿甘一樣回答：「那就選這個吧。」
究竟是什麼讓你從教室走向亞馬遜？
韋德：一、兩年後，我想和原住民族一起生活，而不只是讀有關他們的書。我去拜訪理查・埃文斯・舒爾特斯，告訴他我已經存了一些錢，想去亞馬遜。他從一大堆植物標本上方看著我，說：「孩子，那你想什麼時候出發？」兩週後，我就抵達哥倫比亞，準備前往亞馬遜。
你如何從人類學跨入面向全球的說故事之路？
韋德：我常說自己是個說故事的人。我對沒人閱讀的學術論文提不起興趣。我們面對的議題——生物多樣性、語言消逝、文化流失——重要到不該只留在象牙塔裡。我在海地攻讀研究所時，經費告罄，於是前往倫敦拜訪一位文學經紀人，簽下了第一本書的出版合約。我寫了《蛇與彩虹》，銷量將近 50 萬冊。
《國家地理》也成為你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對吧？
韋德：是的。我寫了一篇關於瀕危文化與消逝語言的雜誌文章，促使他們邀請我加入。他們希望展現自己不只報導科學，也能推動科學發展。他們招募了 7 位常駐探險家，包括珍・古德、西爾維亞・厄爾、約翰・萊因哈德等等。我很幸運成為其中的人類學家。我的使命——確實白紙黑字寫在合約裡——是在 10 年內改變世界看待與珍視文化的方式。
那麼，這項使命具體包含哪些內容？
韋德：說故事的人能改變世界。我們不需要更多會議。政治人物總是跟在後頭——他們很少帶頭。我們想讓人們明白人類學最核心的啟示：你出生的世界，只是眾多文化模式中的一種；其他民族並非未能現代化的失敗版本。我踏上旅程，深入人類文化圈，帶著觀眾前往波里尼西亞，與傳統航海者一同揚帆；走進北極高地、喜馬拉雅山脈，以及澳洲內陸。1998 年我撰文探討瀕危語言時，語言學家早已知道，全球有一半的語言沒有傳授給孩子，但沒有人提出這件事，因為諾姆・杭士基的影響力太大。我在那個領域沒有利害關係，因此可以大聲說出顯而易見的事實。這有助於打破沉默的堤防。
那些年歲如何形塑你的工作，以及你如今與人建立連結的方式？
韋德：那些年我寫了許多書，包括《寂靜之中》，也拍了大約 40 部影片。我每年演講 50 至 60 場，至今已演講超過 2,000 場。即使身為教授，我的工作也是讓學生眼中充滿驚奇，並讓寬容的「病毒」感染他們。學生至今仍會寫信給我：「還記得你叫我們追隨內心嗎？我現在正環遊世界。」另一位學生寫道：「我被一個部族收養了——我不打算回家。」這比任何文學獎都更令人欣慰。而且每封電子郵件我都會回覆。年輕人真正想問的，往往不是行程安排，而是：「我算得上是個人物嗎？」如果你不回覆，對他們來說就像遭到當面羞辱。
你會如何形容自己在這類航程中與旅人交流的方式？
韋德：我的想法是，任何一群聽眾之中，總有人想聽得越多越好，也有人希望越少越好。想聽得少的人，可以停止聆聽，或不打擾任何人地離開會場，也可以乾脆不來聽講；但你必須對那些參加這趟旅程、真心想學習的人說話。大多數人都熱衷、好奇，而且很有意思。這就是一種連結。
你現在還喜歡前往從未造訪過的地方旅行嗎？
韋德：當然。我很喜歡前往從未去過的地方。第一次搭乘那趟郵輪時，所有目的地之中，我只去過一個。那時還沒有網際網路，所以我帶了好幾袋書和研究資料，常常熬夜，為了回應旅客感興趣的話題，或是旅途中發生的事情。對我而言，那是一份禮物，讓我能深入鑽研隔天要說的故事。每一場我準備的演講，都成了長久留存在我說故事工具箱裡的一部分。我記得在波札那時，找到一本插圖很精美、介紹桑人（布須曼人）的書。我讀了一整夜，寫出一場演講，聽起來彷彿我一輩子都在研究他們。十年後，那些段落出現在我的其中一本書裡。
你最喜歡在海上擔任客座講師的哪一點？
韋德：首先，我喜歡遇見的人。我喜歡和大家相處、享受樂趣，所有這些我都喜歡。我也喜歡從旅程目的地提煉故事的挑戰。我會尋找令人驚嘆的亮點。只要有件事讓我驚呼「哇」，就也能讓聽眾驚呼「哇」。在《寂靜之中》一書裡，我想提煉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女性意味著什麼，後來找到黛安娜・曼納斯夫人的一句話：「到了 1916 年底，所有曾與我共舞過的男孩都已死去。」有一次，我們意外航入普拉森提亞灣。博物學家們慌了手腳，開始談論鳥類物種；但邱吉爾曾在普拉森提亞灣與羅斯福會面，因此我便從那個錨泊地講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故事。
為什麼與旅人和學生建立連結對你如此重要？
韋德：只要能改變一個人的人生，就值得了。18 歲那年我在華盛頓，一位朋友說我應該去見史密森尼學會的秘書。我以為他說的是一般秘書，就穿著牛仔褲和 T 恤去了，結果突然就坐在迪倫・里普利的辦公室裡。他親切地接待我，還邀我一起吃午餐。我們走進一間大廳，裡頭滿是史密森尼的科學家，他們都盯著他，也盯著我這個小伙子。我簡直樂不可支。那次會面後來成了他們家人最愛分享的故事之一。這些時刻很重要，會一直留在心裡。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回覆每封電子郵件，也尊重每一位我遇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