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 《金融時報》 專題報導中，牛津大學歷史學家、作家兼飯店經營者彼得・法蘭科潘回顧了他搭乘 SH Vega 隨 Swan Hellenic 前往南極洲的航程。他從烏斯懷亞出發，經過福克蘭群島、南喬治亞島與南極半島，探訪夏克爾頓留下的歷史印記、南喬治亞島捕鯨站的遺跡、企鵝群落、鯨魚，以及各種形狀與大小的冰山。這篇文章捕捉了南極洲何以成為如此令人震撼的目的地：地理位置偏遠，卻與我們共同生活的世界緊密相連；它是地球氣候系統中最重要的驅動力之一。
「天啊！這真是個可怕的地方。」羅伯特・法爾肯・史考特於 1912 年 1 月 17 日抵達南極點後寫下這句話。史考特的感受無疑部分受到一個事實影響：他和小隊隊員發現了挪威探險家羅爾德・阿蒙森留下的帳篷，以及一封寫給挪威國王哈康七世的信。史考特受人之託，禮貌地代為寄出這封信，作為兩人都抵達世界第七大洲中心的證明。
對大多數人而言，南極洲是一片遼闊、偏遠的冰雪荒野，是企鵝與一小群科學家的家園，也是過去與現在的探險家挑戰自身極限之地。南極洲的面積或許比澳洲還大，約為美國的 1.5 倍，卻總讓人覺得無足輕重，彷彿什麼事也不會發生。
南極洲曾是人類探索的最後幾處偉大邊疆之一，這也加深了上述印象。雖然有人對人類是否早在 19 世紀初便抵達南極洲海岸有所爭議，但直到 1895 年，一支挪威捕鯨隊登岸，才出現獲得普遍認可的首次南極大陸登陸。在那之前，這片大陸一直是水手、商人、殖民者與帝國無法企及之地——一片由冰河、荒涼地貌與呼嘯狂風構成的不毛之地。
然而，這種印象大錯特錯。南極洲是地球氣候系統中最重要的驅動力之一：遼闊的冰蓋儲存了全球約 70％ 的淡水，而其海岸周邊海水結冰，則有助於推動深層海洋洋流，將熱量、氧氣與養分輸送至全球各地。南極洲的變化會在南冰洋以外廣泛產生影響，左右海平面、天氣型態、海洋生態系，以及各大洲氣候的穩定。
因此，南極洲有數十座由 30 個不同國家營運的研究站，也就不足為奇。許多研究站蒐集並分析極具價值的資料，用以追蹤氣候變遷，並及早預警可能影響全球的變化。近年來，科學家尤其憂心支撐並阻擋思韋茨冰河的冰棚是否穩定。有些報告指出，未來 40 年內，思韋茨冰河每年融失的冰量可能高達 2,000 億噸。了解這種情況是否會發生、何時發生，以及如何發生，至關重要。
新的探索疆域正在開展，如今前往南極洲的不再只有研究科學家。新一代郵輪配備強化船體，具備破冰能力，已開始載著旅客深入南冰洋，沿南極半島航行；有些航程還會進一步南下至南極圈內，通常得視天候而定。
我搭乘 SH Vega 航行。這艘船設備奢華，船員專業出色，船上還有各領域專家，每天為我們講解極地地區的地質、捕鯨的影響，以及極地探險的英雄時代。長途飛行與郵輪旅行都難以避免對環境造成影響，因此船上特別著重說明南極生態系的脆弱，以及造訪此地所肩負的責任。每位旅客都接受詳細說明，了解南極條約體系下規範觀光活動的嚴格環境守則。
每次登岸前，我們的衣物、靴子與裝備都經過仔細檢查和消毒，以防帶入種子、土壤或禽流感等病原體。登岸期間也有人密切監督，提醒我們遠離野生動物，不得蹲在企鵝附近，以免牠們誤以為我們是景觀的一部分而靠得太近；我們也必須確保不留下任何到訪痕跡。在船上，我們同樣一再被提醒：南極洲並非另一個普通的旅遊目的地，而是一片受國際協議獨特保護的大陸，所有有幸造訪的人都必須格外謹慎。
我們從阿根廷的烏斯懷亞啟航——這是世界最南端的城市——沿著比格爾海峽南下。這條海峽以一艘船命名，年輕的查爾斯・達爾文曾搭乘該船航行，這趟旅程改變了人類對自然世界的理解。我們首先前往福克蘭群島，先在西點島停留，欣賞築巢的信天翁與一群馬可羅尼企鵝，接著前往史丹利——該地於 2022 年升格為城市。當地有紅色電話亭、皇家郵政郵筒，商店裡還買得到 Waitrose 商品，也能在勝利酒吧喝上一兩品脫啤酒。
接著，我們越過沙格岩礁前往南喬治亞島；岩礁在霧中隱約浮現，景象詭譎。我們在風浪洶湧的海域航行了兩天，浪高達 6 公尺，船隻應付得比部分旅客從容。第一站是斯特羅姆內斯，這座古老的捕鯨站曾是全球捕鯨與加工網絡的重要據點。捕獲的鯨魚被加工成各種產品，用來照亮歐洲與北美的城市街道、潤滑工廠機械，並為馬甲、胸罩、衣領與雨傘增添挺度。
這項產業在南喬治亞島，以及南大西洋與南冰洋的其他島嶼上，留下令人心悸的痕跡。廢棄的捕鯨站宛如恐怖片場景，巨大的鏽蝕管線、起重機與鍋爐曾將脂肪、肉與骨頭加工成油，如今卻被毛皮海獅、國王企鵝與海鳥群占據。南喬治亞島景色非凡，巨大的冰河傾瀉入海，巍峨群山聳立於斯特羅姆內斯與格里特維肯等天然港灣之上。
後者是厄尼斯特・夏克爾頓爵士的長眠之地。他的領導力、勇氣與決心，使他成為 20 世紀初南極探險黃金時代最著名的極地探險家之一。他那段非凡旅程堪稱傳奇：1915 年，「堅忍號」遭海冰困住，最終被海冰壓碎；夏克爾頓與船員棄船，最後搭乘救生艇前往象島。這座島位於偏遠荒涼的南設得蘭群島，前景並不樂觀。接著，他們帶著包括法蘭克・沃斯利在內的 5 名船員前往南喬治亞島，沃斯利以驚人的技巧導航。之後，他與另外兩人必須翻越高聳群山與冰河，抵達斯特羅姆內斯尋求援助，最後再返回營救同伴——所有人都倖存下來。
在一場動人的追思禮拜後，我們於格里特維肯的教堂中——這座教堂由挪威捕鯨者於一個世紀前興建——揚帆南下，駛入南極圈。當時海面異常平靜；南冰洋不僅以險惡著稱，天候也瞬息萬變。我們的時機再好不過：此前停靠格里特維肯並在港灣避風時，南喬治亞島附近的風速是當天全球最強的地區之一。
我們在深夜抵達冰原，船身破冰、將冰塊推向兩側的聲響把我們喚醒——起初甚至令人害怕。到了早晨，陽光映照在湛藍晴空之下，海面又恢復平靜。我們航行經過各種形狀與大小的冰山，水面上方耀眼潔白，水面下則呈現不同層次的藍色。許多冰山宛如巨山般漂浮於海上，經風與海雕琢成拱門、峭壁與高塔；接著映入眼簾的，則是稜角分明、幾何形狀完美的巨大冰塊，彷彿從懸崖上整齊鑿下。
19 世紀上半葉早期到訪南極洲的查爾斯・威爾克斯，曾形容航行經過巨大的「桌狀」冰山，就像穿越「一座由廢墟般的雪花石膏宮殿構成的廣闊城池」，眼前「一幢幢龐大的建築群聚集在一起」。他也寫道，對這些巨大、矩形冰山的描述「對於未曾親身置身其間的人而言，幾乎無法讓其想像真實景象」。
每座冰山都層層疊疊，遍布淡淡的藍白色條帶；每一道條帶都記錄著一次降雪，雪層經過數百年，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數千年，逐漸受壓縮而形成緻密的冰河冰。參觀博物館時，彷彿能感受到歷史就在身邊；而在南冰洋上，感受到的則是地質時間的浩瀚。
抵達南極洲後，我們在布朗崖登岸。這處海灣兩側各有一座冰河環繞。晴朗明亮的日子裡，踏上這片海岸令人深受震撼，尤其是因為踏足此地的人少之又少。畢竟，直到 19 世紀末，才有人留下有完整紀錄的首次南極洲登陸。當時，科學家仍不確定冰層覆蓋的是一座群島，還是一片遼闊的大陸。
接著我們前往希望灣，搭乘小型橡皮艇在冰面上破冰前行，探索這片海灣；之後抵達夏洛特灣，欣賞數十頭鯨魚覓食的奇景。有些鯨魚游到船邊，似乎想一探究竟，讓我們不禁驚嘆：這些雄偉的生物令人讚嘆。大型動物能有力地提醒我們生物多樣性與尊重自然環境的重要，也讓我們想起人類過去在改造地貌與生態系時，不曾深思後果，所造成的破壞。
從這個角度來看，南極洲本身就是一處異數，是一個罕見的無衝突之地，從未有人為爭奪資源、領土或影響力而在此交戰。事實上，1959年《南極條約》明定：「南極洲繼續專供和平用途，不成為國際紛爭的場所或目標，符合全人類的利益。」這番話擲地有聲；更重要的是，六十多年來始終如此。
未來是否仍能如此，確實值得探問。儘管各方不斷以充滿希望的言辭談論合作與團結，並在1998年簽署議定書，將南極洲指定為「致力於和平與科學的自然保護區」，但最初的條約並未解決7個國家——英國、挪威、澳洲、紐西蘭、法國、智利和阿根廷——提出的重疊且彼此競爭的領土主張。此外，包括美國在內的某些國家，也已正式宣示未來對南極洲「提出領土主張的依據」。
提出這類主張的原因之一，是為了取得這片大陸推測蘊藏豐富的礦產資源——儘管目前禁止開採任何自然資源。另一個原因是，這個地區的科學研究並非全都以全球暖化為核心：極地對衛星運作、太空天氣監測及全球通訊至關重要。因此，近年來南極洲的關注度與對先進地面站的投資都大幅攀升。
例如，北京對於在南極洲設立據點的重視，連習近平都親自強調。他在2025年新年賀詞中提到秦嶺站，將其與重大的工程及科學成就並列，視為中國決心「探索星辰與海洋」的明證。
航經阿根廷的埃斯佩蘭薩研究站——南極洲首宗有紀錄的人類出生地——後，我們前往欺騙島，這是南極洲兩座活火山之一。駛入被海水淹沒的破火山口後，我們在捕鯨者灣登岸，步行經過另一座廢棄的工業設施和破敗的住宅，再登上最高點，飽覽壯麗景色。為了搶在迅速逼近的風暴前離開，我們提早幾個小時返回船上。
船上許多人原本都對德雷克海峽感到不安；這片海域是世界上最令人畏懼、也最受人忌憚的水域之一。但我們其實不必擔心，即使浪湧逐漸增強也一樣——這有賴細心沉著的船員，以及配備最新科技的船隻，能在波峰與波谷間維持船身穩定。
當我們返航駛入比格爾海峽，啜飲最後一杯葡萄酒時，很難不回想起自然世界的種種奇景：南喬治亞島海灘上彼此角力的巨大象海豹、我們划著獨木舟經過時酣睡的露脊鯨母子、南冰洋桌狀的冰山，以及歷代極地探險家——無論過去或現在——他們的探索讓世人更加認識這片奇異的大陸。
在海上航行17天後，我們終於抵達烏斯懷亞港。近10年來，極地一直是我研究的一部分，原因之一是它們對了解全球暖化的成因與後果至關重要；另一方面，隨著世界經歷深刻變革，極地在新興地緣政治競爭與角力中的角色也日益重要。
南極洲或許讓人感覺像是世界的盡頭；但事實上，它與我們未來的核心，比多數人所想的更為接近。我原以為自己即將造訪地球上最偏遠的地方之一，離開時卻不禁思索：它或許其實是最核心的地方之一。
彼得・法蘭科潘是牛津大學全球史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