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德·戴维斯将他的一生献给文化、叙事与人类联结的脉络。最初源于孩童时代对街对面世界的好奇，这种兴趣发展成了他的职业：走入偏远社区，倾听、深度观察，并把所见所闻分享给全球听众。从担任国家地理驻地探险家到教导成千上万名年轻学生，韦德始终秉持一个使命：揭示人类文化的美、韧性与卓越。在Swan Hellenic的航程中，他将这种精神带上大海。请继续阅读，听韦德谈机缘、讲述与遇见那些渴望理解世界而非匆匆经过的好奇旅者所带来的深刻满足感。
“人生并非直线。它充满机缘的曲折与转折，当机会来临时，你必须保持一颗开放的心。”
你好，韦德！最初是什么点燃了你对不同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好奇？
韦德：嗯，你知道的，我常对年轻人说，人生不是线性的。它充满了机缘的曲折与转折，我们真正需要做的就是在机会来临时保持一颗开放的心。我在魁北克长大，那时正值法英两种各自为政的时期，法语和英语社群几乎不交流。局势变得相当暴力。1970年有戒严，街头有炸弹和坦克。对加拿大来说，这是例外的。我在一个以英语为主的郊区长大，那个郊区像瘤子般耸立在一个至少可追溯到十八世纪的古老法语村庄的背面，有一条大道把英语社区和法语社区真正分隔开来——卡蒂埃大道。母亲会让我去一家由讲法语的夫妇经营的小杂货店，从四五岁起我就会坐在长凳上，看着街对面想：‘街对面是另一种语言、另一种信仰、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为什么我不被允许过街？’这并非来自我的父母，而是来自整个社会。从那时起，可以说我就一直在跨越那条路。
是什么经历加深了你的好奇心并塑造了你最终走的道路？
韦德：另一个关键性的时刻是我母亲坚持认为西班牙语是未来的语言。她工作了一年，好让我在十四岁时能去哥伦比亚。其他加拿大男孩都很想家，但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归属。我欣喜若狂。那是哥伦比亚精神的强烈、对生命脆弱性的理解、对人类弱点的安然接受。我现在快72岁了，且是名誉的哥伦比亚公民。自那以后，哥伦比亚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人类学何时最先进入你的视野？
韦德：那也是机缘巧合。我过去扑灭森林火灾，我们的灭火营里充满了逃避越战兵役的人。我们是听话的加拿大小伙子，而他们会告诉我们的上司滚开——那种魅力不可抗拒。一个人拿着一本《生活》杂志，封面是哈佛学生罢课。我像只有青春期的人才会想的那样想：‘去那所大学肯定能变得像这些人一样酷。’于是我申请并被录取。十七岁到达波士顿时宿舍还没开，我也没钱，一位牧师收留了我一周。那年我变得激进，花了大半时间惹事。第二天是申报专业的日子，我没多想就走出了民族学博物馆，遇到一个朋友。我问他要选什么。他说：‘人类学。’我问那是什么。他说就是读关于印第安人的书，然后像《阿甘正传》里的阿甘一样，我说：‘那就行了。’
是什么最终把你从课堂带到了亚马逊？
韦德：我学了一两年后意识到我想与原住民同住，而不仅仅是读他们的书。我去找理查德·埃文斯·舒尔特斯。我告诉他我攒了钱想去亚马逊。他翻阅着一堆植物标本说：‘孩子，你想什么时候去？’两周后我便抵达哥伦比亚，起程奔向亚马逊。
一个意外的开始
你如何从人类学走向全球范围的讲述者角色？
韦德：我常把自己描述为讲故事的人。我不被那些无人阅读的学术论文所吸引。我们所关注的问题——生物多样性、语言的消失、文化的消逝——太重要了，不能仅仅留在象牙塔里。作为一名在海地的研究生时，资助中断了，我便去伦敦找了一位文学代理，拿到了第一本书的合同。我写了《蛇与彩虹》，销量近五十万册。
国家地理成为你生活的重要部分，不是吗？
韦德：是的。我为国家地理写的一篇关于濒危文化与失落语言的杂志文章促使他们来招募我。他们想表明他们不仅报道科学，还在产生科学。他们招募了七位驻地探险家：简·古道尔、席尔维娅·厄尔、约翰·赖因哈德等等。我很幸运成为那位人类学家。我的使命——合同里写得很清楚——是在十年内改变世界看待与重视文化的方式。
那么，这项使命包括哪些内容？
韦德：讲故事的人能改变世界。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会议。政客追随大众——很少引领。我们想向人们展示人类学的核心教训：你出生进来的世界只是众多文化模型中的一个，其他民族并非未能达到现代的失败样本。我开始踏上进入人类文化圈的旅程。我带领观众到波利尼西亚与航海的寻路者同航，去往高纬北极、喜马拉雅、澳大利亚内陆。1998年我写关于濒危语言时，语言学家已知道世界上一半的语言没有教给孩子，但由于诺姆·乔姆斯基的主导地位没人发声。我在那个学术圈里没有既得利益，所以我可以大声喊出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有助于冲破堤坝。
那些年如何塑造了你的工作以及你今天与人们连接的方式？
韦德：在那些年里我写了许多书，包括《在寂静中》。我拍了大约40部影片。每年做50到60场演讲，迄今已做过两千多场讲座。即便身为教授，我的工作就是用惊奇打开学生的眼界，并把宽容的种子播撒在他们心中。学生们仍然给我写信说：‘记得你曾告诉我们追随内心吗？我现在在走遍世界。’另一个人写道：‘我被一个氏族收养了——我不会回家了。’那种满足感比任何文学奖都更令人欣慰。我也回复每封邮件。年轻人真正不是在问行程安排，而是在问：‘我是谁？’如果你不回答，那就是一记耳光。
你会如何描述自己在此类航程上与旅客交谈的方式？
韦德：我的态度是，在任何听众中，总有些人想要越来越多，也有些人想要越来越少。那些想要少的可以选择停止倾听或悄然离场，亦或干脆不来听讲，但你必须对那些真正想学习、随团出行的人讲话。大多数人都很热切、好奇并且很有趣。这是一种联结。
讲故事的喜悦
你还喜欢到从未去过的地方旅行吗？
韦德：绝对喜欢。我享受去那些我从未到访过的地方。那次首次航程中，我以前只去过其中一个目的地。那是互联网普及之前，我带着大包书籍与研究资料，经常熬夜为某位乘客的兴趣或旅途中发生的事情准备第二天的讲座。对我而言，那是礼物，它让我能深入挖掘并讲述第二天需要讲的故事。每一场我精心准备的讲座都成为了我长期讲述工具箱的一部分。我记得在博茨瓦纳，找到了一本很好的插图书，关于布须曼人。我通宵阅读并写出一场讲座，让它听起来好像我一生都在研究他们。那些段落十年后出现在我的一本书里。
作为海上特邀讲师，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韦德：首先是我遇见的人。我喜欢与他们相处，享受欢乐，一切。其次我喜欢将我们行程中的素材提炼成故事的挑战。我寻找令人惊叹的点。如果某件事让我惊叹，它也会让观众惊叹。在我的书《在寂静中》中，我想提炼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女性意味着什么，我找到戴安娜·曼纳斯女爵的一句：‘到1916年底，我曾经与之共舞的每一个男孩都死了。’有一次我们意外驶入普拉森西亚湾。自然学家们慌了神，谈论鸟类物种，但普拉森西亚湾正是丘吉尔与罗斯福会面的地方，于是我在那锚地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
为什么与旅客和学生建立联结对你如此有意义？
韦德：如果你能改变一个生命，那就值得。18岁在华盛顿时，一个朋友说我应当去见史密森学会的秘书。我以为她说的是一名秘书，便穿着牛仔裤和T恤出现，结果突然我出现在迪兰·里普利的办公室。他对我非常友好，邀请我共进午餐。我们走进一厅，满是注视着他和我的史密森学会科学家们——而我不过是个小子。我飘飘然。那次会面成了他们家人最爱讲的故事之一。这类时刻很重要，它们会伴随你。这就是为什么我回复每一封邮件，并对遇到的每个人给予尊重。